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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故乡  发布日期: 2005年4月18日
[老天津]寻根:天津市区的历史变迁
人民书城 编辑:文松辉


    

    今天天津的主要市区,是指河东、河西、河北、红桥、南开及和平第六个区。其中,与“河”有直接关系的就占了三分之二。这显示了天津市区形成、变迁的一个历史特点:沿河发展。

    天津市区的形成和变迁,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?这就应当先从天津的聚落谈起。

    一、天津的聚落基点

    公元12世纪初,蒙古骑兵越过阴山,席卷北中国。原来占据赵宋王朝半璧江山的金朝岌岌可危。1213年,金人完颜珣(阿补堵)为宣宗皇帝,登位后立即向蒙古求降。1214年春,成吉思汗的铁骑退兵。不久,完颜珣任命完颜佐为都统。《金史》记载:“完颜佐本姓梁氏,初为武清巡检,完颜咬住本姓李氏,为柳口镇巡检。久之,以佐为都统,咬住副之,戍兵直沽寨”。(中华书局新版,第2273页)。这个直沽,就位于原三岔河口(1)东南岸狭小的三角地区,即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侧的玉皇阁一带,有时也被人称为小直沽。

    《金史》的记载,说明了很多问题,特别是显现了武清、柳口和直沽的地理关系和建置沿革。这一点十分重要。武清为古泉州(故城在今武清县城上村),汉以来一直是水运要津和榷盐重地;柳口镇系杨柳青,属靖海(为古东平舒,今静海县),很早即为集镇。直沽一地原分属武清、靖海两县,久之,因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形势的发展,其重心才移往直沽。换句话说,因为当时天津已上升到新的地位,才派都统率兵戍守,并在史籍中首见。同时去完全不同的这种变化,表明直沽一地成了今日天津的原始聚落点。

    为什么天津人的“根”要扎在直沽呢?

    近年来,考古专家察出,战国时代,津南区巨葛庄出现了双兽纹或虎纹瓦当、绳纹小砖、筒瓦板瓦建筑物的材料;北仓有了2.26m*1.87m半地穴式的家屋;今解放南路(大任庄)有汉代文化遗存;军粮城也有面积较大、文化内涵丰富的唐代遗址。同时,宋代文献记载,今天津的泥沽、双港、小南河也设过军事性的砦(寨)铺。无疑这都可能是天津人最早的居住的地方(当然还可能有未发现的)。但它们都没有成为天津市区的基点。其原因,固然与西汉时渤海“海水溢”(《汉书、沟洫志》)有关,更主要的,是直沽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别处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。一、直沽正当三岔河口,是海河的起点。而海河是由北运、永定、大清、子牙、南运等河,从北、西、北、西南、南各个方向辐聚而成,《水经》称为“泒(沽?)河尾”,因此这块地方是内河和海口的咽喉,兼有河港、海港的性质。二、这一带河幅较窄,平均为100米,而以下河幅逐渐展宽,至海口宽达三四百米不等;水也不深,这便于当时人的活动。三、由于天津成陆及海河水系的关系,直沽所处高程,在今大沽海面水平七八米间,此外大部地区只高二至四米。优势的地位,对直沽作为居民聚落点显然有利,对金兵来说,这里又是同女真族老家及食货来源泉之间的联系枢纽,设寨戍守,也完全必要,于是,直沽从此成了天津的聚落点。

    直沽一地,“初仅一渔堡耳”,原只有少数渔民、船户居住区,后来来了一些女真、契丹族的军人,成为天津市区最初的人口构成。

    二万灶沿河而居

    在完颜佐戍守直沽寨后的几个月,蒙古铁骑旋风般地卷土重来,直沽又发生了变化。首先是出现了盐场。元王鄂《三汊沽创立盐场碑记》说:“甲午(1234)之秋,三岔沽之地,未霜而草枯,滩面宽平,盐卤涌出”。最初允准高、谢等18户设灶煮盐,很快“招徕者日益众”,“商贩幢幢往来”。经过两年的发展,就设置了三汊沽、大直沽两个盐使司,盐民出现在当时的天津市区。其次,元设大都(今北京)后,食货“无不仰给于江南”。(元危素《海运志》)。1282年试行海运江淮米4.6万余石,第二年抵直沽(损失近4000石)。自此海运发展很快,粮食从江南装船后,“舟将抵直沽,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”(元贡师泰《玩斋集》)。因而设立“直沽海运米仓”,并在海河折弯处大直沽先后设“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”和“接运厅”,管理储运。到1329年,达到了三百五十余万石。不久,还在大直沽、小直沽建立了两座“天妃灵慈宫”,都是与海运有关的建筑物。这直接促进了天津的繁荣,正如元王懋德所说:“东吴转海输粳稻,一夕潮来集万船:(《直沽》)。海运也带动了海上贸易,既有北来的“去年吴人赴燕蓟”(元黄镇成《直沽客行》)。它使天津市区范围由三岔口一隅之地,扩大成东到大直沽,经马家口、三岔口、侯家后,西抵马头一带,这是当时天津市区形成沿海河狭长发展的基本状况。明汪来谈到天津风气时曾说“万灶沿河而居”(见《毛公去思碑》),就是很好的描绘。

    元人为保卫海运这一生命线,控制各河会口而拱卫大都,还在1209年,于直沽设“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”,派兵防守屯种;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。1349年在此设镇抚司。到终元之世,还派知枢密院事这样的重臣买闾防守海津镇。

    直沽——海津镇这种经济、政治的发展特点,使天津市区的人口“兵民杂居久。一半解吴歌”(元傅若金《直沽口》)。十分自然,这些从事盐利、漕运,海防河防的人口,都不能不依托、居住在海河沿岸。

    三蓟北名城河路码头

    明永乐二年(1404)设卫筑城,城周长九里二分,位于原直沽的西南侧。但市区平面这一变化,并没有影响沿河发展的特点,相反,由于天津卫城经济职能的作用,沿河一带,主要是西岸,更加繁荣,更加向海河上下游延伸。本来,天津卫的衙署多设于城内,如卫署设南门内西侧,左卫设东门内门房后,右卫设三皇庙后;其它署也是“文东武西”居于城里。这只是形成政治统治的中心,而经济的中心并不在城内。即使是一般居民,前人多有记述,大都不住城内。城内甚至长期存在五大水洼,因为天津卫的主要职能仍是漕运。

    《明史》记载:“永乐元年(1403)命瑄(陈瑄)充总兵官总督海运,输粮四十九万余石……遂建百万仓于直沽”以后,输粮数字迭有增加,并一再建仓设囤。但因海运屡遭困难和损失,明廷从1411年到1415年积极疏通大运河,使浙江杭州到津、通的南北水路全线畅通。1487年起,每年经天津转输的漕粮都在400万石上下。芦盐也由天津卫源源运往中原地区。大运河的通航,使商品物资、贸易行旅也有了迅速发展。《天津卫志》说:“城西北沿河一带,旧有杂粮店,商贾贩粮百万,资运京、通。”明廷又应允漕船夹带二成货物,使得“南艘鳞集,商有兴贩之便。”一时之间,“百货倍往时”(《明史、食货志》),沿南运河一带(北门外)市声鼎沸。人影如云;成为当时天津市区繁华的中心,但是,因海运停止,沿海河向东不再发展,以至于大直沽那个“天妃灵慈宫”的香火,都逐渐被城东门外的“天妃宫”(清初改“天后宫”)所代替。明弘治(1488——1505)年间天津曾设十集一市,五个在城内的集渐次衰落,五个在东、北门外河沿的,交易却很兴旺;其中的永丰集设于南运河西大湾子的张官屯,因为沿岸经济的发展,集市贸易活跃,地名竟被改称为永丰屯。

    一直到清代,天津的经济活动,始终在沿河西岸及其附近进行。商业行会集中的锅店街、估衣街、针市街、钞关(北大关)、缸店街、茶店口、肉市口、粮店街、粬店街、鱼市、驴市口,都绵亘在这一线。闽粤商人贩来了洋广杂货,出现了两个洋货街,自然也都在东、北门外河沿。离河远的地方,虽为城郭,仍是荒疏冷僻。“天津城南地势洼下,夏霖秋潦,汪洋绝望。”(查为仁《莲坡诗话》)。西门外则是一片坟墓。因此,从宫南、宫北到马头东街(估衣街),一路之上,但见“沉檀珠翠来闽海,花鸟楼台绕卫河(南运河);商贾竞趋盐利,优伶纷逐酒筵歌”(崔旭《念堂诗草、津门》)。侯家后更是有名的“销金锅子”。

    元、明到晚清,天津市区沿河发展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,即主要是沿西岸发展(2)。旧日河东(不是今河东区,而是东门外对河)沿岸,明为銮仪卫庭燎厂苇地,清雍正后是“堆积如山傍海河,河东数里尽盐坨。”(盐署、盐商的活动仍在西岸)。河北(包括今河北区、红桥区南运河北东岸)则是东、西两大窑洼,而窑洼在光绪初年犹是荒瘠之区。“(《天津政俗沿革记》)清代河北大街稍形繁华,不过是为“河路买卖”服务的小区。这是天津市区沿河发展特点中的特点。

    四夷楼高枕海河涯

    1860年后,根据《北京条约》,天津被帝国主义国家强划出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日租界;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,又增加俄、比、奥、意租界,原有租界也一再扩大,天津成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。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,根本不会顾及天津市区应有的合理的发展。他们自海上侵入,仅仅企图利用天津作为侵略活动的桥头堡,把商船、军舰直驶天津。于是看中了海河西岸的闸口、马家口、紫竹林、杏花村、梁家园和东岸的盐索、老龙头、大直沽、,处心经营。清同治五年(1866)天津人民曾发《揭贴》斥其“沿河一带建楼房,扯旗放炮逞刚强”(1952年5月9日《进步日报》)。海河沿岸自天津城以下,几乎全部成为帝国主义洋行、仓库、码头,“层楼四起,几成洋场”(《天津县新志》)。帝国主义的侵略,使天津市区沿海河拉得更为狭长;西岸挤不下,就强占东岸,他们也要沿河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公元19世纪初,天津诗人梅成栋写诗《马家口南行即景》:“市远寒流见,参差露菜田;三秋芦絮地,一梦柳花天”,不过是一片寒水、菜畦、苇塘、衰柳。只过了80年,这一带已是“街道宽平,洋房齐整”,“行人蚁聚蜂屯,货物如山堆积”,“电线联成蛛网,路灯列若繁星”(《津门杂记》)。市区物质外貌的变化太大了!适应这一情况,1882年因“津城外自院浮桥(海河起处)而下直接紫竹林冲途要道”,就修了天津第一条官道。1888年,建成天津至唐山的铁路,火车站原设旺道庄,后为接近通往租界的老龙头铁桥(1927年另建成“万国桥”,即今解放桥),1892年站址也改设于老龙头。那条新修官道和这个车站,都紧贴在海河岸边。这就吸引经济活动的重心,显著地沿河自北向南移动。1900年,八国联军破坏了天津的大部市区,拆毁城墙;沿南运河的宫南、宫北大街、锅店街、估衣街,成一片焦土(见刘孟扬《天津拳匪变乱纪事》)。变动更大更深刻了!“南门外一望荒凉,向多积水。自庚子后外人租借地逼至东南城角及海河东岸。歌楼酒肆,丛错其间。”(《天津政俗沿革记》)侯家后、大关河沿的经济繁荣,一落千丈;而移往与租界接壤的南市一带。1903年,袁世凯督直时曾在河北建新车站(今北站)、金钢桥,开辟大经路新市区,企图经营北洋巢穴,但与帝国主义沿河建立的经济中心无法抗衡。20世纪20年代,法租界天增里一带陆续建成国民饭店(1923)、浙江兴业银行(1925)、劝业场(1927)、惠中饭店(1928)等,组成商业性大型的建筑群,天津市区出现了完全新型的繁华中心区(曾被称为“小巴黎”),从此直到天津解放。

    五扭曲的“非”字形建成区

    综合上述,可以看到天津市区的形成、变迁的历史特点——沿河发展,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(盐业、漕运、渔业、外贸等)、政治(屯戍、建卫)等原因决定的。市区无限的沿河发展,就使得天津建成区的街道布局,基本上像一个被扭曲的“非”字形:中间海河;南北走向的都是长而宽的大路,而东西走向的,大都不得是被分割成短而窄的街道。如果想从北站往市区南端的陈塘庄工业区,尽管路程长,还是便利的;但如果想从河东新开路郭庄子大街往西头小西关,尽管直线途程不比前者长,那就困难多了!这种由于长期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统治而形成的城市建设布局,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城市,对于交通运输、人民生活非常不利。